接下来的几天，何忠良和陈老先生一起，秘密联络了十多位爱国文人。

这些人中有大学教授、有报社记者、有诗人作家，他们虽然身份不同，但都有着一颗爱国的心。

何忠良将他们召集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。

在会上，何忠良详细地介绍了日本人的文化活动计划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商量对策。

“日本人搞的那个《华日亲善》剧目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”一位大学教授愤怒地说，“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真面目。”

“对！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揭露他们的阴谋。”一位报社记者提议。

“可是现在的报纸都被日本人控制了，我们的文章怎么发表出去？”有人提出了疑问。

“我们可以自己印一些传单，在大街小巷散发。”一位诗人建议。

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，最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：

一方面，由报社记者和大学教授撰写揭露日本人文化侵略阴谋的文章，设法在一些地下刊物上发表，另一方面，由诗人和作家创作一些爱国诗歌和小说，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。同时，大家还准备在日本人举办文化活动的现场，采取一些“小动作”，比如散发传单、制造混乱等，破坏活动的进行。

三天后，何忠良下班，回到同仁里，程沐岚正在窗边擦拭手枪，阳光透过枪管，在她脸上投下幽蓝的光斑。

“先生，杨淑慧的贴身女佣是苏北同乡，我已用半块金条买通。”她头也不抬地说道，“杨淑慧每天下午三点在公馆后花园喝茶，你可以借送‘文化复兴委员会’文件的名义去见她。”

何忠良将锦盒放在桌上，把两次密谈的内容说了一遍。

程沐岚拿起羊脂玉印章，对着光看了看：“这东西确实能打动杨淑慧，她最爱收集文玩。但松井健的仓库守卫森严，就算周府海出面，我们怎么趁机拿到生化武器资料？”

“这就要看你的‘演技’了。”何忠良走到地图前，用红笔圈出西郊仓库，“你陪杨淑慧去仓库‘验货’，我趁乱潜入资料室。老周在上海新弄了批微型胶卷，我会想办法把资料拍下来。”

“那珠宝呢？真要帮军统拿回来？”程沐岚的语气带着不屑。

“当然要拿。”何忠良转过身，眼神闪烁，“但要让它‘意外’丢失一部分。比如那支翡翠翎管，就说是在转移时被抗日分子抢走，这样既能交差，又能给松井健泼脏水，让日本人内部起疑心。”

两人正商议细节，窗外突然传来梆子声，是卖桂花糖芋苗的小贩。

程沐岚立刻起身关窗，何忠良则从书架后取出发报机，戴上耳机。

“嘀嘀嗒嗒——”

耳机里传来老周特有的急促电码，翻译出来是：“重庆方面催促珠宝事宜，已告知杨淑慧（本章未完，请翻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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