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楼下药房买了好多种治疗胃病的药，再一路紧张地到达宾馆。

去往余墨一的房间时，我感觉宾馆的走廊是那么的长，都走了好长时间却总是到达不了，我一路走一路想，待会儿见到余墨一，不管他睡下与否，我都要让他先把药吃下，哪怕他训我或者不理我，我都要坚持己见。

我越想越急切，脚步也迈的越快，额头上不知不觉地冒出好多汗水，我来不及擦拭，快速晃动脑袋，把即将掉落在眼睛内的汗珠给甩走。

仿佛过了好几个小时，我终于到了余墨一所在的房间前，可一眼看到紧闭着的房门，我猛然想起，我和余墨一之间早就不是恋人关系，我们现在的状态是“不联系”，说不定他并不想看到我，而这点，从他今天白天对我的态度也能知晓。

我此次来只是一厢情愿，或者叫自作多情，如若强行进去房间，迎接我的不会是带有感情成分的训话或者不理睬，因为那些至少代表着两个人还不算陌生，而我得到的，极大可能是如同路人一般的问话“有事儿”。

大起大落间，我像不战自败的士兵，瞬间丢盔卸甲，狼狈不堪。

噙着泪水站了差不多十多分钟，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抬手敲门，我咬着嘴唇把手里的药紧靠着房门放下，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。

我不后悔此次前来，也认为完成了心愿，因为我只是想给余墨一送药，只是想减缓他的胃疼，那么药送到了，他明天一开门就会收到，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？

可坚强地走着走着，我的眼泪还是模糊了双眼。

第二天，专家根据我提供的妈妈的最新临床观察，最终决定了手术方案，也把手术时间定在了下午五点钟。

我赶紧向超市请了假，又趁医院准备的阶段，领着妈妈洗了个澡，然后轻声地对妈妈进行情绪安抚，配合着护士做一系列的术前检查，全心地等待手术的到来。

但在中午的时候，妈妈可能意识到要动手术了，忽然变得烦躁不安起来，她非常抗拒接近自己的人，甚至还把喝水的杯子狠狠地砸在地上，嘴里嘟嘟囔囔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妈妈的精神疾病极有可能再次发作。

我一边尽量柔声地劝说妈妈，一边急切地按响病床上方的呼叫铃，护士很快过来，随后，专家和院长也紧跟着进到病房。

妈妈看病房内一下子多了三个人，总算没有再做出疯狂的举动，但她又双手抱头，开始胆怯地往床里边缩。

护士拿着装有镇静剂的针管试图靠近妈妈，可几次都不得，再欲上前时，专家制止住护士。

专家转头看我，说：“你妈妈的表现属于术前综合征，凡是要进行手术的人或多或少都有，正常人能控制住，精神病患者因为本身的敏感和脆弱，就极易出现这（本章未完，请翻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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