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轰”的下，焦急加失望，我差点儿晕过去，赶紧用手扶墙才勉强站稳。

原来卖烤红薯的摊主是雇来的，杜兰馨想的真够周密的，这步步为营的计谋，简直可以去“排兵布阵”了。

恍惚着走出超市，我的眼前再现一道亮光，我拿出手机，急急地拨了吕刚的电话，毕竟他和余墨一那么熟悉，总该知道一些蛛丝马迹的情况吧。

但我又一次失望了。

吕刚听说余墨一失踪的消息比我还震惊，紧跟着问了好几个“真的吗”，我难受地一一说是。

就在我快要哭出来时，吕刚说：“你别急，把你的位置发过来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

我勉强忍住哽咽，说：“我还在医院门口，因为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。”

此时，我真恨不得扇自己两个耳光，和杜兰馨一起在医院好多天了，我居然连她的家庭住址都不知道，真是够不走心的，也活该被她耍着玩儿。

半个小时不到，吕刚就匆匆而来，紧接着，他又带着我去了余墨一和杜兰馨第一次吃饭的地方，还有他和余墨一常去的几个地方，但结果还是全都没有。

吕刚担心我伤心过度，就安慰我：“别太伤心了，我哥已经醒了，就算行动不便被杜兰馨控制住，他也会想办法和你联系的。”

我抬头，茫然地问：“会吗？”

吕刚看我眼，点了点头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不错眼珠地紧盯着手机，唯恐错过余墨一的任何消息，可除了移动公司打开的询问是否参加活动的电话之外，就是一些房产、美容的垃圾信息，一点儿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。

我曾考虑到报警，可又担心杜兰馨害怕事情败露后负刑事责任，从而丧心病狂地虐待余墨一，一想起余墨一被扇耳光，拧胳膊的无助场景，我的心就像被重物砸中般，生疼生疼的。

实在没有办法时，我再想到了最原始，也是最愚蠢的办法——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，我把余墨一和杜兰馨的照片放大，复印在一张纸上，最后特意注明，有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定重谢！

可我万没想到，自己又因此遭遇了一劫。

上午刚把告示张贴出去，下午就有个陌生男人打进来，说他知道余墨一和杜兰馨在哪里，但当我急急地问具体地址时，他却说电话里不方便，要见面再谈。

我的脑子中当即闪现告示上的“重谢”二字，想着男人可能是冲此才不说的，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然后，我快速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五千元钱就出了家门。

我在一家小酒馆门口见到了给我打电话的男人，四十多岁，小眼，秃顶，我刚要张口说话，男人谨慎地看了眼四周，又给我使个眼色，就朝前走去。

说实话，这个时候，我多少有些不太愿意跟他走，脑海里也想到过会上当受骗，但当男人回头问我，还想不（本章未完，请翻页）

请收藏本站：